面对总产值存在的种种问题，除了讨论对其计算方法加以改进之外，另一个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替代，选择其他指标替代总产值。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提出应基于净产值计算国民收入；另一个层面则聚焦于企业，提议用利润指标以及净产值指标取代总产值。

基于净产值的国民收入生产额及其计算

岳巍在“国民收入生产的计算方法问题”一文中对国民收入生产作了详细介绍，不仅介绍计算方法，还提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

文章开篇对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生产及其计算思路做综合说明。“国民收入是反映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结果的一个最综合的指标。它集中表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生产是国民收入综合平衡表的基本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定义，“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转移价值，即在生产社会产品的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另一部分是新创造的价值。新创造的价值就是社会的国民收入”。通过这一定义可知，国民收入直接代表生产中新创造的价值，不涉及总产值指标中的转移价值，故而在国民经济整体层面不存在重复计算。

但国民收入生产的计算还要借助于总产值才能实现。“计算国民收入的一般程序是：首先计算国民经济总产值，其次计算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再从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减去物质消耗，即得国民收入”。这种直接从“国民经济总产值（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表现）中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叫做“生产法”，计算出来的是“国民收入生产额”。前面我们曾经转引此文针对国民经济总产值计算方法的论述，即表现为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商业五个物质生产部门总产值的加总，所以，国民收入生产额的计算在这里主要取决于物质消耗的定义和计算。

物质消耗包括哪些内容？“各部门的物质消耗，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一）为生产工业、农业和建筑业成品、半成品和在制品，以及为完成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活动所实际消耗的原料、材料、燃料、电力、种子、饲料等；（二）对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性劳务的支付，如外雇运输费、邮电费、以及委托其他企业所进行的半制品加工、修理作业价值等；（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折旧，如建筑物、机器设备、生产工具、运输工具的损耗价值等”。具体到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工业总产值中的物质消耗包括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外购燃料、外购电力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等”，农业总产值中的“物质消耗包括种子、秧苗、肥料、农药、饲料、役畜折旧、农具和经营房舍折旧等”，对于国营农场而言，还会发生如工业中的各项“燃料用油、外购燃料、外购电力、辅助材料，以及机器、农具经常用的材料、外雇运输费、邮电费等”。

结合基础资料进行具体计算过程中还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物质消耗一般是利用生产费用报表、运输费用报表和商业流转费用报表来计算的。但现行的各部门费用报表中除了列有上述物质消耗的各个项目之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项目，这些项目中既包括一部分物质消耗，又包括一部分净产值”。比如工业生产费用报表中的其他支出、销售费，商品流转费报表中的保管费、挑选整理包装费、经营管理费等。“对这些综合性项目，必须做一定数目企业的抽样调查，确定其中物质消耗所占的比重，然后把所包括的物质消耗单提出来”。

除了基于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的计算方法以外，国民收入生产额也可以通过净产值各构成项目计算，“如工资、利润、个体生产者收入、税金、利息等的合计数字，应该与从总产值中扣除物质消耗所得到的净产值数字相等”。在编制国民收入平衡表过程中，“按照上述方法算出各部门的净产值之后，还应计算各部门净产值的各构成项目数字”，一方面可以用来“检验净产值计算的正确程度”，同时“还可以作为以后计算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根据”。由于我国“统计、会计工作还不够健全，成本和费用报表还未全面建立，因此，对于某些部门和某些经济成份，……完全采用上述从总产值减物质消耗的办法来计算国民收入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为此“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加以估算，也就是首先算出净产值的各个构成项目，相加后求得净产值，……至于物质消耗，则可采取从总产值中减去净产值的办法逆算求得”。

“计算国民收入需要各部门的经过科学整理加工的大量统计和会计资料”，但“我国国民经济计算基础还较薄弱”。“这就使我国国民收入资料不得不带有若干估算的成份，在一定程废上减低了它的准确性”。“为了改进和提高国民收入统计，建立和健全国民经济平衡统计，来满足对国民经济进行系统的综合平衡和全面硏究的需要”，作者提出要进行以下方面的工作：“首先应该积极地但又是切合实际地进一步健全成本统计工作，扩大成本报表的填报范围”；“其次，应该研究和解决统计计算方法与会计计算方法的某些不一致问题”。

关于国民收入的实际计算，文中说，“国家统计局从一九五四年开始试算我国的国民收入，两年以来，一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面在工作中摸索和不断积累经验，现在已初步计算出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我国国民收入资料”。郭文茹是当时参与国民收入计算、编制国民收入平衡表的主要成员，晚年她这样回忆：“当初在1955年试算出了1952～1954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及消费积累数字”，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告。1956年中共八大，薄一波副总理在发言中“就是根据国民收入统计数字，分析提出了经济发展要掌握视为二、三、四的几个比例关系的数量界限”，即“积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20%和30%，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40%”（以上见《我国20个统计指标的历史变迁》）。由此可以证明这一套国民收入计算在当时国家经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能否将利润作为企业核算的综合指标

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是一篇雄文，最核心的贡献是提出以利润替代总产值，作为企业经济核算的中心指标。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大胆的想法，为此作者针对整个指标替换过程作了系统的论证。以下按照原文逻辑将其中内容分解为若干个层面予以解析。

第一层：对总产值这个指标存在的问题定性，认为不能成为企业“指标体系中的‘中心环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能在企业管理层面当作计划统计的核心指标使用。

文章用这样一段话高度概括并评价当时围绕总产值的讨论：“大家对于这个指标最普遍的非难是说‘总产值’中有不少重复计算，一件产品因加工多少遍，便重复计算多少遍。其实，这还不是这个指标的主要弱点。而且就每个企业而论，一个产品一般地只计算一次；因而‘总产值’也与实际相符，并不重复。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总产值’的重复计算正是反映着各生产部门的联系（特別是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联系），反映着全社会的周转，国民经济平衡表正是通过了这重复计算来反映联系和周转的。至于计算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重，本来就是指的各经济部门在创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当然应该以‘净产值’计算，而不应该以‘总产值’来计算。因为这原来就是不属于‘总产值’这个指标的任务范围之内的”。就这样把他人观点搁在了一边，表明他不打算在国民经济整体层面讨论这个问题。

否定别人之后，文章提出自己的基本立论：“‘总产值’这个指标的最大缺点，是在于它不能适应企业管理”。进而说明立论的理由：“总产值包括新增价值和转移价值两部分，所谓新增价值就是每个企业的职工在生产过程中消耗了一定的劳动量而新创造的价值；所谓转移价值便是原材料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折旧，是别的企业的职工所创造的价值。这两部分的比重，主要是原材料和人工的比重，对于各个生产部门，甚至每一生产部门或每一企业中的不同产品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对于评估企业的生产成绩来说，重要的不是转移价值部分，不是用了多少原材料，而是新创造了多少价值，即做了多少人工。所谓发展生产，指的不是转移价值部分，而是新创造价值部分；虽则二者在实物形态上是不好分开的” 。

文章详细举例验证上述观点，然后归纳出总产值在企业层面应用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因而也不能根据它来评定企业工作的好坏”。第二，“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规模，亦即是生产的规模”。第三，“往往不是推动生产者节约原材料，……不会推动企业制造轻巧灵便、价廉物美的产品，而只会推动企业制造笨重而又价贵的产品”。

第二层：将国家的“大账”和企业的“细账”区分开，进一步看总产值这个指标在企业层面应用的问题所在，说明它不能作为计划和统计“中心指标”的理由。

文章非常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的‘总产值’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而企业中一切财务会计账目都是按现价计算的。这就更使‘总产值’脱离了实际。……因为不变价总产值和现价总产值往往相差很大。……依靠这种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帐来管理企业的财务当然是不行的”。文章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编这么一本可以说是虚假的帐呢？原来用不变价格计算‘总产值’是为编制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用的，是为了观察各部门生产上涨的速度而设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是要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然而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不好相比，也不能加总。因此仍旧不能不借用货币这个共同的尺度来计算。不过必須把价格固定在一个水准上，即是去掉价格涨落的因素，来观察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即物量的增长速度” 。显然，这里说的“物质财富”是指产品产量（包含质量、品种），“生产上涨速度”就是经济增长速度。

于是，提出所谓两本账的问题：“一本是大账。这是为了决定政策，为了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观察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研究动态数列之用的”，“着重于研究物质生产的使用价值的一面，着重于物量的变化”。“这便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的计划统计数字”。“另一本是细账。这就是以现价计算的，有关资金、成本、利润、工资等企业财务管理（也即经济核算）所决不可少的财务会计账”。

这两本账在企业层面并不协调一致。“实际上，企业管理人员并不很关心企业财务会计账而总是更多地关心总产值计划”。因为，“上缴的利润是固定的，叫做计划利润，……工资标准也是不能侵犯的。减低成本不是很容易的事”。“解决企业财务困难的关键就在于流动资金定额和银行信贷。然而这都是照‘总产值’指标计划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根据‘总产值’计算的。因此只要完成了‘总产值’计划便是名利双收”。“这样就促成大家偏重于完成‘总产值’计划，而且造成了許多虚假现象或假报吿”，片面追求“工少料多”的产品生产，将产品品种、质量问题放在一边。到此，文章总结：“以不变价格计算‘总产值’这个指标，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算大账的指标；用来观察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好坏,尤其是代替或钳制了企业财务管理的会计账是不合理的”，因此“不是一个推动企业管理的很好的综合指标，不能成为一个带动其它一切指标的中心指标”。到此为止，可以说是彻底否定了总产值作为中心指标的功能。

第三层：提出中心指标的筛选原则，论证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追求利润的合理性，建议用利润替代总产值作为计划和统计的综合指标。

既然总产值不适合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指标，就需要提出新的指标，“计划和统计应该抓什么中心指标以及如何计算这个指标”。为了确定这个指标，作者提出“四个基本原则：（一）计划和统计的基本指标应该是能够推进企业管理，而不是牵制它。（二）计划统计指标和企业管理所依靠的财务会计这两本帐应该统一起来，绝对不允許让两本帐互相牵制妨碍。（三）计划和统计指标不能偏重于反映物量即使用价值，而应兼顾劳动消耗量即价值的计算；在基层企业中，更应着重反映后者。（四）所谓中心指标应该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了它便能带动其它的指标。

接下来就是指标筛选过程。总产值不在其列自不待言，“有人提出过用‘净产值’来代替‘总产值’，或是用前者来补充后者的不足”，作者认为，在企业没有必要计算不变价净产值，“如果企业的年度计划就按现价编制和检查；五年计划用的不变价格数字照样可以通过企业年度计划的现价数字，用折算办法取得。这样，企业的财务会计资料就可以直接提供净产值和利润的数字，计划和统计就可以把这个作为基本指标。于是，计划、统计所抓的指标也就是企业管理所需要抓的指标。这不仅可以真正促进企业的经济核算，而且可以因为两本账合成一本账而节省了不少人力”。

文章在此处实际上是将净产值和利润等同看待的。在作者看来，“为了我们的目的（编制和检查企业生产计划），净产值和利润沒有原则上的差別，后者比前者多扣除一个工资，只有更“净” 了些（净产值是马克思公式中的V + m；利润只是m中的一部分）。因此，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利润’这个指标比‘净产值’指标更好”。文章进一步阐明利润指标以及净产值指标的好处。“‘利润’这个指标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的实际情况，能推动企业管理。完成这个指标非但不妨碍其它指标的完成，而且必然会带动其它指标的完成。要完成净产值计划或利润计划便必然要完成产量计划，必然要抓成本，必然要注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利润’本身虽然是一个价值指标；但是随着利润和净产值的增长必然会带来物质财富的增加”。

文章最后进一步讨论如果选用“利润”作为中心指标，需要在哪些方面做研究。一个是价格问题，另一个是固定资产核算问题，第三个是固定资产折旧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得不到正确处理，会严重影响净产值、利润等指标的核算和应用。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规划项目“中国统计学史”（项目号19XNLG01）支持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关于作者

高敏雪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统计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统计学会副会长，是国家统计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气候变化第三届专家委员会成员。研究领域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中心，延伸到环境经济核算，并扩展到整个政府统计。  

编辑 | 张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