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政府统计前辈们为建立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所需要的产值统计，从无到有，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从而为后续中国政府统计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前期主要是向苏联学习，介绍苏联的经验和经典计算方法，随后则开始了结合中国实际的探索和思考工作，这些在1952～1956、1956~1958两个阶段的文献中分别得到了体现。

1956~1958年间围绕产值的讨论，是热烈的，是各抒己见的。相当一部分讨论是立足当时的统计工作生发出来的，大体遵循这样的路径：发现总产值在计算过程中衍生出来的问题，以及总产值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探寻对总产值的改进，或者是修改计算方法，或者是提出实际应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但是，除了此类工作性质的讨论，还有一些刊文则延伸到了更深的层次，其中以孙冶方的“从总产值谈起”最为突出。基于此，以下拟对1950年代围绕产值的系列讨论做一些总结和评论。

关于孙冶方的文章

阅读此文，我们不免会有几分惊讶：这些内容当时是可以讨论的吗？居然能够将一直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核算工具的利润拿出来，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指标？作者当时之所以能够对总产值做如此有高度、有深度且非常大胆的讨论，一方面与他自己持久的理论思考有关，一直倡导要让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作用；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对宽松有关。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各个领域学术繁荣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于是出现了“统计思想的一度活跃”局面。作者在文章开头写道：“环绕着改进计划和统计的方法制度问题，……有两个层面：一个方面是有关计划体制的问题，另一个方面，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一面，是计划统计的指标和方法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在计划体制上，我们主张大计划小自由，反对过分集中的计划制度。……简单些说，这就是抓什么指标和放什么指标的问题。……体制问题的方针原则早确定了（就是反对过分集中，提倡适当分权）；但是具体问题仍旧沒有解决，原因就在于沒有解决抓什么指标和放什么指标的问题”。

可以看到，此文立意高远，并非统计指标基本算法层面的技术性讨论（像王思华的文章那样），而是放在经济体制层面对计划统计指标做战略性思考，讨论“中央一级，尤其是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抓的指标”，要选择应该体现“整个指标体系中最中心的一环；抓紧了这一环就能带动一切环节”的指标。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体会此篇文章的整体思想，以及具体观点背后隐含的政治匡义。实际上，如果落实到具体实施层面来考察此文，其中有很多方面都值得商榷，而且当时确实有人提出相关问题。比如净产值在计算上的复杂性问题，利润指标受制于价格和税金高低的问题，利润指标作为中心指标应用是否会重蹈总产值指标覆辙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即使当时认识上能够统一，下决心以利润等指标替代总产值作为中心指标，以当时的核算基础而言，短期内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此文有关“两本帐”及其关系的论述也很值得回味。所谓“大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以及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的指标；所谓“细账”，就是企业经济核算，以企业会计为主体，以及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指标。在今天看来，这两方面应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宏观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龙头指标，企业业绩的第一指标就是利润，宏观向企业延伸的指标就是增加值，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当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之下，企业就是国家计划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一切都要服从于计划编制和计划检查。在此背景下，能够提出“两本帐”、发现“两本账”之间的脱节，进而希望通过企业层面所用指标的改进而推进“两本帐”之间的衔接，这无疑既需要政治勇气更需要专业智慧，体现了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统计影响的战略性思考。基于此定位，文章的目标就是以企业层面应用为重点，借助于总产值存在的问题，一步步从理论上论证，最终将利润这个指标作为体现价值规律作用的代表，导入当时的计划管理体系。有了这样的前提，无疑就可以将此文立意与一般的总产值讨论文献区别开来。

指标开发方面的局限

有关总产值存在的问题，讨论中有两种表述。一是说总产值存在重复计算，这实际上是从宏观层面的考察结果；对应的解决思路是从企业一步一步往宏观上走，从“工厂法”计算的企业生产最终成果，逐级扩展到工业部门法、工业整体法、国民经济法，形成部门层面、工业整体层面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最终产品产出总量，消除各级范围内包含的重复计算。另一种表述是认为总产值包含转移价值，从而不能客观显示企业的生产成绩，这实际上是从微观经济视角考虑问题；解决方法是沿着总产值的价值构成，一步一步收缩，从总产值到净产值再到利润。这两方面的认识和解决思路都非常值得肯定，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统一起来考虑。不但如此，在各方讨论中，还常常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导致有时候出现不知所云的论证结果。比如，所谓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分类考察，这应该是宏观最终产品的结构问题，却有人从工农业部门净产值计算角度，以无法正确显示上述二者之间的比例为由，反过来否认净产值指标。类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希望用工业和农业各自向社会提供的最终产品数额来计算工农业之间的比重，这实际上也是混淆了上述两个层面的关系。

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关键问题在于：国民经济层面的最终产品，对应着企业（以及其他生产单位）层面的哪一个指标的汇总，二者如何对接起来？在当时语境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来自苏联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生产、分配、使用平衡表：一方面是各个部门的净产值，另一方面是供社会最终使用的净产品价值，两方面在国民经济层面保持平衡。当时国内文献中最接近这一答案的应该是岳巍在《国民收入生产的计算问题》一文中的讨论，但此文主要限于从国民收入生产额的计算，并没有延伸到使用方的计算，所以相关讨论中并没有见到一套完整的、实现国民经济闭环的概念和指标体系。当然，即使将苏联有关国民收入平衡表的一套概念完整引入，其中仍然会有问题。因为，国民收入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概念基础上的“净”成果指标，相比于今天我们常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概念的狭隘（不包括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彼时所谓社会最终产品实际上是指扣除固定资产折旧之后的社会净产品，对应的微观指标是净产值而不是增加值。下面我要结合当时文献从指标选择角度评说当年这场讨论包含怎样的曲折，是怎样受制于理论认识而与“增加值”擦肩而过的。

将1950年代有关产值讨论所涉及的指标按照范围从大到小排列，结果是：总产值、净产值、利润。总产值是一直使用、但遭受诟病的指标。净产值理论上得到肯定，可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直接找到依据，可以避免总产值的缺陷，但一般认为其计算过于复杂、难以在企业层面实现。利润指标则比较特殊，当时囿于政治规制一般不敢提及，所以才显出孙冶方此文的不同寻常之处；但仔细看其行文可以发现，此文实际上是将利润与净产值做等同看待的（行文中一直用“利润或净产值”表述），因为作为二者之间差异存在的“工资”项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受到高度管制的，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扣除工资之后的利润比净产值“还要净”。但是，一旦脱离了高度计划管理体制，“工资”不再是一个固定数额的项目，净产值与利润之间等同的前提就不再成立。所以，以今人视角看来，利润不是国民经济核算的独立的产值指标，而只是各产值指标的一个构成项。

沿着总产值存在太多重复计算、净产值计算方法比较复杂这个“梗”，当时讨论中有不少文献触及“加工价值”这个说法。比如，不仅工业总产值一开始就包括一部分“工业性作业”，针对那些只涉及一两个工序的简单加工活动，不按产品全价计算而是按照“加工费”计算总产值；而且，王思华在其文章中特别建议，“对农产品进行初步的加工，如其工序是局部的简单的，例如轧花、木材加工、手工屠宰、手工碾米、手工磨粉、缝纫等都可以当作工业性作业来处理，即只计算其加工价值，而不计算其全部产值”。孙冶方在文章中也曾经提及“苏联缝衣工业所采用的‘加工价値’这个指标”，因为“‘加工价值’不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因此不完全‘净’但计算较方便”。更有甚者，“本刊编辑部”在“关于工业总产值计算方法的资料”一文中，明确提到‘增加值’概念：“为消除工业总产值的计算的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不再发表工业总产值数字，而发表‘增加价值’（Value Added）数字”。但是，受制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遵循（现在可以称为是“教条主义”式理解），围绕加工价值的相关讨论，要么以“工业性作业”的名义作为总产值中一类情况的特殊处理方法（王思华），要么认为是苏联“抛弃‘总产值’而向‘净产值’接近”的一种努力（孙冶方），要么认为“美国很早即趋向于计算‘净产值’即‘国民收入’，但由于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所以不能获得对净产值计算的正确方法”（本刊编辑部）。也就是说，各方专家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将同时包含净产值和固定资产折旧的“加工价值”作为一个独立的指标看待，从而错过了开发“增加值”这个理论上接近净产值但计算上更加容易实现的优良指标的机会。所谓更容易实现是指，增加值是固定资产折旧与净产值的合计，推算这个增加值，只要从总产值中扣除原材料消耗即可，无需考虑固定资产折旧测算这个难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

当年的思考和实验如今终于开花结果

伴随着“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兴起，这场起于1956年的大讨论在1958年之后就难以为继了。几年之后就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统计局机构撤销、人员解散，直到1970年代逐渐恢复。所以，直到1980年代，我国政府统计的专业语汇基本还是停留在1950年代末的水平，其中就包括这场讨论的关键词“总产值”。资料显示，直到1992年工业总产值才正式被工业增加值取代（具体参见《我国20个统计指标的历史变迁》。这就相当于：当年那场围绕总产值的讨论直到35年后才最终有了结果。我们不仅要问：经济统计各位前辈在产值指标开发上曾经做出过筚路蓝缕的思考和实验，最终开花结果为什么要等到数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表述：为什么1980年代以降会有产值指标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变革？推广开来：为什么最近四十年中国政府统计会有非常大跨度的进步？

我认为，大尺度观察，1950年代产值讨论所受制的那些因素，恰恰就是最近40年促成我国政府统计快速发展的那些因素。我这里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改革。必须有国家经济体制这个“锚”的变革，才会有产值等相关指标的根本性变化，以及政府统计自身的改革，孙冶方的论文以及后续遭遇清楚体现了这一点，产值指标的演进过程也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是开放。当年中国只有一个学习对象，就是苏联，当年只有一个理论来源，那就是体现苏联“修正主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破除这样的教条主义，不能把对应用经验的关注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就无法从既定的桎梏中走出来，包括产值指标在内的政府统计就不可能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根本性突破，同时也就无法实现相关指标的国际可比。第三是发展，没有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很多问题无法显现，就不可能从需求角度对包括产值指标在内的政府统计形成压力，也就不会有产值指标的不断蜕变改进，不会有新的指标开发应用，不会有政府统计整体的大发展。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规划项目“中国统计学史”（项目号19XNLG01）支持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关于作者

高敏雪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统计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统计学会副会长，是国家统计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气候变化第三届专家委员会成员。研究领域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中心，延伸到环境经济核算，并扩展到整个政府统计。  

编辑 | 张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