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高敏雪教授发布疫情压力测试下的宏观经济指标解析，以下为全文：

疫情暴发以来，经济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就成为各界关注对象，先是各方机构的预测，后是期待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的发布。国民经济核算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熟悉GDP以及经济增长率的算法，理应对相关数据有些感觉，为此不免有人到我这里唠叨自己的疑惑，想听听我的看法。3月初我曾经写了几段话，题为“怎么算疫情之经济影响这笔帐”放在豆瓣上，就事论事，对其中可能会出错的地方、算账时需要遵循的路径做了一点说明。此次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季度GDP以及经济增长率数据之后，更有不少人问我对数据结果的判断。他们的问题是：（1）供给方看，第一产业下降3.2%，第二产业下降9.6%，这个好像可以接受，但第三产业只下降5.2%，似乎和感觉有较大差距，由此就影响到整个经济总体增长率下降6.8%这个数据是否可信。（2）需求方数据问题更大：都知道GDP需求方由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匹马组成，抛开净出口（占比太小可以忽略）不谈，社会消费品总额下降19.0%，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6.1%，都是两位数，虽说是名义值，但无论如何似乎凑不上6.8%的经济跌幅吧！

已经有不少人围绕这些数据的解读做工作，国家统计局自身全力以赴自不待言，外部专家也已经有所行动，比如社科院的专家、清华大学的专家等。一方面是对数据做解读，更多的是通过数据看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当然，正面解读居多，说明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恢复之中，伴随复工复产步伐加快，会有更好的境况出现。

毫无疑问，这些工作都很重要，很有建设性。但几篇东西看下来，我总体感觉是：这些解读只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数据的第一层面，还是有些就事论事。在我看来，此次疫情相当于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次不可能复制的压力测试，同时也为相关统计指标的测算和应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检验机会。我们必须穿透数据的表层，在更深层次有所发现，这样才能为未来中国经济后续改革和相关决策提供一些着力点；同时应该超越对数据真实性的质疑或辩护，发现当前经济指标的应用价值和问题所在，为政府统计的进一步完善、引导用户更有效地使用统计数据提供建议。

以下我将以此为出发点对1季度GDP以及经济增长率数据做一些讨论。

一、GDP及经济增长率概述

经济增长率是基于GDP通过价格缩减计算得到的。GDP内涵丰富，可以从生产、收入、需求三个方向上定义，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实体经济活动，为宏观经济观察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是把握宏观经济态势的不二指标。与此相对应，GDP算法复杂，沿着上述三个方向，有生产法（行业增加值加总）、收入法（各部门可支配收入加总）、支出法（最终产品使用加总）之分，三者在结构上各有用途，总量上相互校验相互支撑，几乎要动用经济社会统计各个领域的数据作为核算基础，常常会引起外界数据用户的误解和误用。

如何用好GDP以及基于GDP计算的经济增长率数据，不仅是对宏观经济观察者的考验，也是对政府统计部门的考验。我在“怎么算疫情之经济影响这笔帐”短文里曾经说，最好先从需求侧的直观观察开始，然后落实到供给侧各个产业的经济增长，以下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做讨论，最后尝试用收入数据做进一步验证。

二、需求侧观察

需求角度看，拉动GDP以及经济增长率这架车的三匹马分别是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服务净出口。国家统计局不发布季度支出法GDP核算结果，但会以其他方式披露一些信息。今年1季度，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下降4.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拉动GDP下降1.4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下降1.0个百分点，合起来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的6.8%（见赵同录：一季度经济受疫情冲击影响显现 长期向好发展趋势没有改变，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9_1739666.html）。因为没有给出更详细的核算信息，故而人们习惯上常常用现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额、货物进出口差额来看需求动态，对应支出法GDP的三个构成项——也难怪，两两之间直觉上很容易对应起来。我要说的是，日常里这么替代使用可能不会出很大的纰漏，但遇到如当下疫情暴发、经济停摆这样的特殊时期，可能还真需要谨慎考量，否则就会出问题。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到最终消费支出，从固定资产投资额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其间有很多话题，其中既涉及指标口径调整也涉及对基础数据质量的判断，国家统计局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苦口婆心解释两两之间的对应差别。这些具体问题我在此统统忽略，直接讨论其中的核心问题。简单而言，不能简单替代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替代指标的内容只覆盖货物而忽略了服务部分。货物进出口没有包括服务进出口；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涉及实物投资，包括建筑工程投资、安装工程投资，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费用，却不包括各种无形资产投资，如计算机软件、数据库以及研发投入所代表的知识积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主要是消费品的购买支出，却不包括越来越重要的服务消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就基本上把由政府掏腰包的公共消费支出排除在外了。如果说无形资产投资在数额上尚无法与实物投资相比（它与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需要结合其他因素做讨论，这里略过不提），但不包括服务消费所带来的估计后果则确实非常致命，因为服务消费的变化轨迹与货物消费有很大区别，尤其是政府公共消费支出，自有其动态变化逻辑。以下专门就最终消费部分做详细讨论估算。

结合当前数据看一看。（1）根据2018年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19》），最终消费支出总计48万亿，其中居民消费34.8万亿，政府消费13.2万亿，政府消费占比27.5%。（2）按照2017年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居民消费中服务消费超过50%（2017年服务消费17万亿，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32万亿的50.3%），政府消费全部都是服务消费。两方面合起来估算，全部2018年48万亿最终消费中，服务消费应该不会少于31万亿，占比65%。

进一步看，（1）居民服务消费中住房消费超过了10%（2017年是3.5万亿/32万亿），其中相当大部分是居民自有住房消费，也就是自己使用自己提供的住房服务（以及物业服务消费），与住房市场无关。（2）政府消费的服务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购买市场生产部门提供的服务供全社会使用，更大部分则是政府购买了自己以非市场生产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说白了就是为这些公共服务生产活动买单），排在前面的服务项目依次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教育，此外还有公共设施与土地管理、科学技术、文化体育等，除了科学技术之外，一般都归之于“其他服务”（在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这些“其他服务”消费占政府公共消费支出的比例接近90%（11万亿/12.4万亿）。如果综合起来估算，非市场性服务消费在全部服务消费中的占比可达50%，在整个最终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可达1/3。

把上述估算结果综合起来，放在下表里。可以看到：（1）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代表最终消费支出，有很大片面性；（2）服务消费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货物消费；（3）政府主导下的非市场服务消费占比显著，其消费特征与市场性服务消费差异很大。

正常年份里，伴随货物（消费品）消费水平提高，服务消费也会提高，尽管可能提高的速率会有一定差别（按照消费需求理论，很可能高于货物消费提高速度）但年度观察其差别不会太大；进一步地，伴随市场化消费水平的提高，非市场化服务消费水平也会有提高（经济发展了就会通过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所以，即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只反映货物消费部分，这一部分在总体中只占三分之一，用来反映最终消费支出的整体状况也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是，疫情发生，经济停摆，首先影响的是市场经济部分，非市场部分的影响则不会直接、马上显示出来。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市场性消费的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则是非市场消费部分的大体稳定，比如虚拟住房服务不会因为疫情而发生变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消费也会照常发生，有些部分比如卫生服务、公共管理服务甚至还会有所提高（具体原因涉及到算法，下一部分专门讨论），于是，仅仅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下降来指代全部最终消费支出的变化，结果就会出现较大偏差。

三、供给侧观察

从供给侧做讨论，可以更直接地对应当前估算的-6.8%这个显示经济负增长的关键数据。

在三次产业层面上，不难看到，一产因为种植业的稳定从而降幅有限（增速为负主要是畜牧业造成的），但在GDP中占比较小，故而对经济整体影响不大；二产下降幅度较大，接近10%，考虑其超过35%的权重，对经济的影响肯定显著；三产下降幅度大大低于第二产业，同时三产占比最大（超过50%，1季度更是非常接近60%），故而在经济负增长中缓冲了第二产业大幅下滑带来的影响。所以，第三产业的情况最值得关注，需要专门讨论。

第三产业内部构成复杂，需要在细分层面做观察。分解看三产中各个细分部门增速及其占比，可以发现，有若干股力量在同时发挥作用。第一是当下感受最深、跌幅最大的部门，批零贸易业、住宿餐饮、交通邮电，三个部门合起来在三产中占比为23.9%，再加上商务租赁服务业，共同构成下拉三产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力量；第二是有正向增长的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业，二者占比合起来达到24.7%，是对冲三产负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三是“其他服务业”，占比超过30%，跌幅却只有1.8%，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最后决定第三产业跌幅的力量，与此相似的还有房地产业，跌幅适中但占比例较大，作用虽然不及“其他服务业”但性质上有相似之处（下面说明）。因此，要解开服务业下跌幅度较低这个“谜”，关键就是“其他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

“其他服务业”里都包含什么？看投入产出表可知，其细分行业多多，性质各异，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居民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市场主导的部门，占比相对较小（在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占比大约17～20%）；另一类占比较大，属于政府主导下的非市场生产部门（占比约80%，但其中会包含一些市场化产出），按经济规模排序依次为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土地和环境生态管理，卫生，教育，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等。我们没有这些细分部门的增长率数据，但不难推测，疫情期间，前一部分与市场对接的部门肯定有较大降幅，之所以“其他服务业“能够保持很低的下降幅度，主要是这些非市场性生产部门的作用所致——没有同步下降，甚至还会出现正增长。房地产业的情况与此类似：一部分是与市场接轨的房地产开发业，疫情期间下降明显，但另一部分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服务则与市场无关，保持了动态稳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与非市场生产部门产出和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有关：因为其非市场性质，无法用市场价格估算其产出，只能以投入代产出，按照总投入计算其总产出，扣除中间消耗之后获得这些部门的增加值。用收入法增加值的项目构成看最为清楚：在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营业盈余四个构成项中，最后一项视为零，生产税可以忽略不计，余下的就是劳动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结合公共管理、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来说，可以想象，无论开学不开学，线上办公还是现场办公，固定资产折旧照提，工资照发，其部门增加值基本不受影响，还可能会因为疫情而增加相应的工资支出，比如一线的医疗卫生人员、下沉到社区的大量防疫人员，以及线上教育火爆，结果还可能导致部门增加值出现正增长。虚拟住房服务也属于这种情况：当前中国核算依然是以成本为基础对接存量住房计算服务产出，疫情期间其增加值不会减少，很可能会因为存量住房增长而保持原有的增长幅度。

也就是说，由于这部分非市场服务生产部门的存在，其产出核算的刚性直接对冲市场生产部分，导致“其他服务业”维持了一个很低的下降幅度（不到2%），加上房地产业，借助于占比的显著性，成为整个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状况的压舱石。什么情况下其跌幅才会显著？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如果因为抗疫，政府要共度时艰过紧日子，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开始降薪/裁员（或者减少其他人工支付，比如奖金、津贴、劳务费等），这些行业增加值才会下降。

总结以上，可以看到：（1）第三产业份额已经大大超过50%，由此其增长率高低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率的决定意义重大；（2）新兴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之间呈现截然相反的经济增长态势，新兴服务业所占份额已经比较显著，其不俗表现为对冲疫情期经济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3）非市场生产部门所占份额显著，与市场的疏离，使其在稳定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了作用。

四、收入数据的补充观察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下降幅度好于一般想象，只有3.9%。但放到GDP核算这个平台上看，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怎么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户调查数据显示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四个构成部分各自呈现出不同态势。其中，转移性收入对应社会救济和退休金，这部分有比较显著的正增长；财产性收入取决于财产存量，1季度不会下降，但因为其占比不高故而对整个居民收入动态影响有限；工资性收入整体有所提高，但内部差异较大，相比而言，行政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新兴行业企业、国有企业等工资比较稳定，中小企业、传统行业企业、私营企业等的工资水平肯定会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个体经营要直接面对市场，故而其净收入肯定会受到较大冲击（以上见“2020年一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334.html）。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只代表住户部门收入状况，除此之外还需要看企业部门、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状况。企业部门当前没有全面数据，照理可以通过税后利润大体反映一般情况，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1-2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有大幅度下滑，3月份应该不会有显著好转，扩展到各类中小企业、工业之外的企业，虽然会有一些对冲的力量，但整体看可支配收入下降幅度肯定比较显著。政府部门也没有全面数据，通过财政收支可以反映其一般状况，财政部公布了1季度数据，财政收入显著下降（14.3%），尤其是税收收入（16.4%），财政支出有也有下降，但幅度大大小于收入（5.7%），在结构上明显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倾斜（见“2020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004/t20200420_3501077.htm）。综合收支两方面的情况，落实到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上来，结果肯定有大幅减少。如果按照当前很多专家呼吁的对居民发放消费券，那就会形成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更大跌幅。

将收入状况与前面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数据综合起来，会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前面已经形成的认识：政府公共消费支持下的非市场服务生产保持稳定，对市场性生产活动下跌形成了对冲，但背后实际上是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支出在托底；如果进一步考虑政府在投资方面的投入（这一部分我在前面需求侧省略掉了，没有讨论），财政支出的托底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问题是：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如何能够支撑这些活动，为整个经济托底？办法就是政府发债，只有发债，扩大赤字，才能为一个有为政府在特殊时期干预经济提供保障。这就回到凯恩斯经济学提出的药方，通过政府部门扩大支出，保障民生并为经济体提供有效需求：政府消费支出，一方面购买了政府部门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务，同时购买了市场生产部门提供的货物服务，然后通过产业链条，共同拉动其他部门的增长——直到市场性部门回到正轨，税收增加，相应的救助式支出减少，政府部门的收支状况才会随之改善。当前中国的情况，政府肯定以保障民生为主要目标，但扩大支出的行动确实也发挥了扩大需求、稳定经济增长下降幅度的作用，而这一切都要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为代价。

五、总结

总结以上，我有以下几点认识供商榷。

第一，疫情期间经济状况显示出，市场主体部分因为停摆而大幅下挫；同时一部分新兴市场经济成分逆势上升，尤其是与信息技术有关的行业，不仅成为对冲经济下滑的重要力量，而且会对未来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政府主导下的非市场经济部分在此特殊时期成为显著的存在，一方面发挥了保障民生的作用，同时成为稳定经济的压舱石，对应地则要面临不断加大的政府债务负担。

第二，无论是供给面还是需求面，服务相比于货物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得到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因为服务生产、消费在行业增加值和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均已大大超过货物，权重较大；同时更因为服务生产和消费具有多样化特征，由此可以在不同经济状况下保持更强的活力和适应性。

第三，GDP和基于GDP计算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覆盖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对经济状况做总括式表达，故而在宏观经济观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直接将其作为一个反映市场动态的指标使用，本身的灵敏性还存在问题，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可忽略的非市场经济成分。可以说，GDP核算就是在全面性和市场性这两个目标之间妥协的结果。所以，在使用GDP观察宏观经济整体状况的同时，需要辅之以那些直接显示市场动态的指标，才能全面把握经济态势。如果仅就市场性经济部分做观察，当前面临的形势应该比所公布的-6.8%更为严峻。

第四，当前GDP核算以生产法为核心，对应地，相关业务统计指标在货物统计方面有深厚基础，服务统计方面则缺失明显，尤其是短期季度核算。结果就是无法满足宏观管理从需求视角看问题的数据要求，无法就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进行系统分析。未来期待国家统计局集中力量攻关，弥补相关业务统计短板，逐步形成支出法GDP数据公布机制。

（作者高敏雪，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统计学院教授。）